九点整，郑辉走进了酒店二楼的会议室，这里临时变成采访间。
第一位走进来的是《纽约时报》文化版的记者阿曼达·伯格。
郑辉在前天的圆桌采访中已经见过她了，但那时候她的状态是审视，坐在六个记者中间，提问的时候带着职业性的距离感，不冷不热，像是在评估一件展品。
今天她再走进来，整个人完全不一样了。
她微笑着主动伸出手：“郑先生，恭喜你。”
这句话不是客套，是真心实意的。
昨天晚上，她在卢米埃厅坐了一百零七分钟，又在沙滩上站了一个小时。
“谢谢你，阿曼达。请坐。”
采访从电影的创作过程聊起，但节奏和前两天截然不同。
前两天的圆桌采访，记者们的提问带着试探性，你真的能导演吗？你真的自己打的鼓吗？你一个歌手凭什么来拍电影？
那些问题的潜台词是证明给我看。
今天的提问，潜台词变成了告诉我更多。
阿曼达问：“电影最后那场独奏戏的情绪层次极其复杂，从愤怒到疯狂，再到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悲悯的东西。你是怎么构建这个情绪弧线的？”
郑辉想了想：“拍那场戏之前，我对摄影师说了一句话，镜头不要动，让它看着我。“
“我不想用任何剪辑技巧或者镜头语言去引导观众的情绪。我想让摄影机变成一个旁观者，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只是看。”
“因为那个角色在那一刻已经不需要任何外力了。他已经越过了一条线。越过去之后的东西，不需要被放大，也不需要被修饰，它自己会说话。”
阿曼达停下了笔，看着他：“你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和角色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郑辉回答道：“有。”
“在鼓速突破三百五十拍的时候。”
“在那之前，我还知道自己是在演戏，在那之后我不确定了。”
阿曼达在本子上记下了这句话。
四十分钟的专访结束后，阿曼达起身告辞。
走到门口时，她突然回头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昨天首映结束后，我在新闻中心打稿子。旁边坐着一个法国同行，他边写边摇头，嘴里一直在嘟囔一句话。”
“什么？”
“iln‘aquevgtans。”
她翻译道：“他才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