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郑辉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运转在环球安排的行程里。
十二月十四号上午，《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等他。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记者，叫肯尼思·图兰。
图兰是《洛杉矶时报》的首席影评人，在好莱坞圈子里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他的评价能直接影响一批核心评委的观影倾向。
两人聊了将近两个小时。
图兰的问题很尖锐，但也很专业。
“你在电影结尾的处理非常决绝。主角完成了那段独奏，他赢了，但他也失去了一切。父亲的眼神、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他自己。
你觉得这是一个胜利的结局，还是一个悲剧？”
郑辉端着咖啡，想了一下。
“你觉得呢？”
图兰笑了：“我在问你。”
“这是一个关于代价的结局。”郑辉说。
“胜利和悲剧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看。如果你是他的父亲，这是悲剧。如果你是沈严，这是胜利。如果你是他自己…”
他顿了一下。
“他在那一刻，已经没有自己了。他变成了鼓声本身。”
图兰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你二十岁。”他抬起头，语气里带着感叹：“二十岁的人不该说出这种话。”
郑辉笑了笑，没有接话。
下午两点，《综艺》的封面拍摄。
摄影师是好莱坞最抢手的人像摄影师之一，在环球大楼顶层的天台上搭了一整套灯光。
郑辉换了三套衣服，拍了两个多小时。
范彬彬坐在一旁的折叠椅上看着。
摄影师让郑辉坐在一面白墙前面，手里拿着两根鼓棒，但不要看镜头，看向窗外。
快门“咔嚓”一声，光线在他侧脸上切出锐利的轮廓。
范彬彬盯着监视器里的画面，忽然觉得这个人离自己很远。
不是物理上的距离。
是那种…他站在一个她还够不到的世界里的感觉。
……
十二月十六号，导演工会放映会。
这是郑辉这趟行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比弗利山庄一间私人会所的放映厅，有八十三名导演工会成员到场。
环球影业提供了精致的晚餐和红酒，每个人的座位上还放着一份简洁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