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堡，州议会大厦。
这是一座充满了规则、程序和潜规则的迷宫。
通常情况下，一份充满争议的法案想要在这里通过，需要经历漫长的历程。
它会被扔进专门委员会进行听证，会被反对派提出无数条修正案进行肢解，会被规则委员会压在文件堆的最底下，直到积满灰尘。
这是游说集团最擅长的“拖延战术”。
只要拖得够久，公众的热情就会冷却，媒体的注意力就会转移。
此刻，医药巨头的说客们聚集在议事厅外的走廊里。
他们虽然在电话轰炸中输了一阵，但他们并没有绝望。
他们手里还有牌。
他们的公文包里装满了早已起草好的修正案草稿，还有许诺给各位议员的竞选资金支票。
他们的策略很明确。
拖延。
只要法案进入二读程序，他们就会发动相熟的议员提出无休止的修正案。
从逗号的用法到单词的定义，他们能把每一个条款都拆开来辩论三天三夜。
他们要把这份法案拖进立法程序的泥潭里。
这种拖延具备极其明确的战略目的。
巨头们需要一个时间窗口。
他们需要至少两周的时间来启动全州的公关攻势，只要法案在议会里多待一天，全州的电视屏幕就会多出一百次关于“医疗危机”的恐吓广告。
他们会雇佣专家去电视上宣称，强制公开底价会导致研发资金枯竭，会导致制药公司撤离宾夕法尼亚，会导致上万人失业。
复杂性是权力的伪装。
他们要把简单的降价逻辑，翻译成普通选民听不懂的灾难预言。
他们要通过媒体向选民灌输一种恐惧：里奥·华莱士正在摧毁全美最先进的医疗体系。
同时，他们的游说团队会带着支票簿在哈里斯堡的走廊里巡逻，去策动更多的议员。
他们会告诉那些人，只要投下反对票，或者仅仅是配合这种程序性拖延，他们就会得到整个医药行业的全力背书。
那时候，里奥·华莱士所有的民意攻势都会变成一个笑话。
上午十点，众议院议事厅的大门打开。
众议院议长，丹特·鲁索，走上了高高的主席台。
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意大利裔男人，头发花白，眼神阴鸷。
鲁索坐定，整理了一下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