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莱士的美国沉浸于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温床中时，在更广阔、更寒冷的地球另一端，另一条曲线正在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姿态，缓缓向下坠落。
这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溃败，更是一种文明尺度的崩塌。
在真实的历史中，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像两根巨大的钢钉，死死地楔入了战后千疮百孔的欧洲大陆。
它们用百亿美元的援助和坚决的军事保护承诺，挡住了那股从东方席卷而来的红色浪潮，将西欧硬生生地从经济崩溃和政治赤化的边缘拉了回来。
但在这个时空里，华莱士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用一种天真的善意，拒绝了那些在他看来充满了“帝国主义对抗思维”的建议。
“我们不能用面包去购买别人的忠诚，更不能用美元去建立针对我们战时盟友的包围圈。”
华莱士在否决了一项类似于马歇尔计划，旨在全面重塑西欧经济的法案时，这样对他的内阁说道。
他相信，只要美国不主动挑起对抗，只要联合国能够发挥作用，欧洲人民自然能在和平中完成重建。
他那纯粹的理想主义，在面对现实政治的绞肉机时，显得如此单薄且致命。
没有了美国大规模的经济注资，西欧的冬天变得异常漫长。
英国在配给制下苦苦挣扎，煤炭短缺让伦敦常常陷入黑暗和寒冷；法国和德国的废墟上，失业的工人们在街头游荡，愤怒在饥饿中发酵。
在这种绝望的土壤里，莫斯科的种子迅速生根发芽。
1948年的春天。
在真实历史中，那一年意大利大选是一场冷战初期的决定性战役。
美国中情局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进行秘密干预，最终帮助基督教民主党击败了势力庞大的意大利共产党。
但在这个世界，华莱士严禁美国情报机构对别国选举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干预。
“民主必须是由人民自己选择的，无论他们选择什么。”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
于是，在没有美国干预、且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罗马的街头，红旗招展，镰刀斧头的标志被挂上了政府大楼。
这只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随后是法国。
在持续的罢工潮和政府更迭中，法国共产党成为了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并在随后的选举中成功组建了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