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追问这些捐款与他后来在州议会中对坦纳提案表示赞成立场的关联时，该议员先是否认二者在因果上具有任何联系，但面对支票上标明了“州议会竞选委员会”以及寄发时间与提案投票日期之间高度一致的记录，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干涩，最后只是反复强调“所有捐款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佩科拉没有趁机训诫他，只是轻轻放下支票复印件，补了一句：“我在国会听证期间发现过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不会无缘无故寄出这种数额的支票，他们通常希望你用别的方式还给他们，而你显然做到了。”
进入第三天，坦纳和他的同僚们已经明显处于完全下风。
他们的辩解从最初的自辩转为被动防御，又从被动防御沦为一连串支离破碎的“我不记得”和“我需要查一下记录”。
每一次他们试图用程序性反对延时间，罗伊就在主席台上，用同一把槌子敲出果断而平稳的驳回决定。
他虽然没有对双方的‘交战’作任何表态，但每一声槌响都在无声地告诉全场：台下的这几个家伙正在被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