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显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地缘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一场狗咬狗式的“战争”，它的发动者是各国的统治阶级，而代价却需要底层的人民群众来承担。并且因各国军事体系的腐朽无能，酿成了惨重的人道悲剧。
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民族主义情绪、帝国间的纷争与宗教势力交织在了一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参战是为了保卫他们衰亡中的欧洲帝国。面对俄罗斯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为幌子而发动的侵略，他们必须予以反击，同时还可以借此压制本国境内的伊斯兰和民族主义革命。英国声称其参战的目的是保护土耳其人免受俄罗斯的欺凌，但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帝国，担心以后双方会在亚洲地区成为竞争对手，同时英国人还希望借助这场战争推动其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由贸易和宗教影响力。
对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给了他一个行动的机会，即使不能重拾他伯父拿破仑的辉煌，至少也可以让法国在境外重新得到尊重、提升影响力，或许还能重绘欧洲版图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联盟，实现拿破仑的理想。
沙皇尼古拉一世则要对克里米亚战争负最大责任，而他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给他带来了膨胀的虚荣与傲慢，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强国应该如何对付弱小邻居的念头，同时他还严重误判了列强对俄罗斯举动的反应。
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圣战，目的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沙皇把扩大俄罗斯版图当作自己的天赋使命，即使要与全世界作战，也要把自己的东正教帝国扩张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即便参战的各方都是各怀鬼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给自己找上一些足够“正义”的幌子，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发动普通民众，从而让他们痛快地走上战场，流血牺牲。
英国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构建“恐俄症”，战前，英国媒体长期将俄国描绘成欧洲的野蛮威胁和文明的对立面。这样一来，英国参战的理由自然就是自由理应战胜野蛮，保卫文明。
而法国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媒体巧妙地唤起公众对1812年拿破仑征俄失败的记忆，将克里米亚战争定义为“复仇之战”，成功燃起民族主义情绪。
沙皇尼古拉一世则是宣称战争是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将其定义为对抗穆斯林异教徒的“圣战”。这种“第三罗马”的使命感在笃信东正教的俄国社会底层极具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