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欧洲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圆桌，德国的《明镜周刊》、《南德意志报》，意大利的《共和报》、《晚邮报》，西班牙的《国家报》。
这一场的画风和上午完全不同。
欧洲大陆的记者们更喜欢把采访变成辩论，他们不满足于听你说，他们想和你辩。
《明镜周刊》的记者直接抛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的电影里对暴力教育的呈现，是批判还是赞同？”
“都不是。”郑辉回答：“电影不是判决书。它呈现一种关系，让观众自己去判断。”
“但你的结尾…”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回答：“那个学生和导师最终达成了某种和解，甚至可以说是共谋。这难道不是在为暴力教育辩护吗？”
“你把它看作和解，但我把它看作悲剧。”
郑辉说道：“那个学生在最后笑了，但那个笑容和他导师的笑容一模一样。一个人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变成了他最憎恨的那个人，这不是胜利，这是代价。”
“但你没有明确告诉观众这是代价：“
“如果我需要明确告诉观众该怎么理解我的电影，那说明我的电影拍得不够好。”
记者愣了一下，然后在本子上飞快地写了起来。
意大利《共和报》的记者换了一个角度：“你认为你的电影和音乐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们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吗？”
郑辉想了想：“不是同一个故事。但它们来自同一个人。”
“音乐是我想对世界说的话，电影是我想让世界看到的东西。有时候，说的和看的是一样的。更多时候，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句话后来被《共和报》的文化版全文引用，成了那篇报道的压轴引语。
下午五点半，最后一位欧洲记者握着郑辉的手说“谢谢”然后走出了采访间。
门关上的那一刻，郑辉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两天，密密麻麻的采访排在一起，十几家全球顶级媒体，上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不能敷衍，每一个回答都要经过大脑的快速运算，既要真诚，又要安全，还要有深度。
累。
不是身体累，是脑子累。
他正准备站起来回房间，门又被推开了。
何岩走进来，脸上的表情不像是带好消息的，也不像是带坏消息的，那是一种“消息太多，不知道从哪说起”的表情。
“辉哥，你可能还不能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