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地方结构开始与华盛顿形成某种张力。
伊芙琳一定拿出了更大的东西。
那东西大到足够重写四州未来几年的利益预期。
那已经不是单纯的“亚洲市场”了。
那更像是在替东北联盟设计一个外部循环，一个足够庞大的经济空间，让它敢于在政治上先向前走一步。
斯坦想到这里，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警惕。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亚洲？
是一个单纯提供订单和利润的亚洲。
还是一个足以让四州重新组织产业、重塑财政预期、进而反向改写美国国内权力格局的亚洲？
如果是后者，那么伊芙琳和里奥图谋的东西，就远远超过了扶罗上位。
他们是在拿外部通道，给地方权力再造一副新的骨架。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斯坦也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费城会场里那块四州共同体的标识，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的，也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竞选对手。
他面对的，可能是一场对美国政治共同想象本身的争夺。
斯坦的记忆深处，依然保留着这个国家强盛时期的时代烙印。
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合众国正处于一种极其昂扬的上升期。
那时的联邦政府拥有着无可置疑的威信与极其恐怖的执行力。白宫和国会山可以轻易调集全国资源，庞大的州际公路网在几年内就能贯穿东西海岸。
华盛顿的政客们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凭借联邦指令，就能主导整个西方世界的冷战秩序。
年幼的斯坦看着那些跨越州界的宏大工程，在心中确立了一个认知。
联邦中枢代表着绝对的权威与力量，各州必须依附于华盛顿的规划才能维持繁荣。
带着这种对国家机器的敬畏感，斯坦走进了华盛顿，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十年的岁月。
从一名普通的地方众议员，一路攀爬到参议院的资深位置，他的一生都在维护这个国家最传统的政治运作逻辑。
在他的世界里，政治的核心在于依靠国会山漫长的听证会来进行妥协，利用k街游说集团完成利益置换。
华盛顿通过跨大西洋防务与贸易协议的筹码分配，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全国各个群体的诉求。
在这个传统框架下，联邦中央始终握有绝对的统治力，各州的地方行政官理应在白宫划定的预